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反映了慈善事业的生长形态

   今年年初，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同时推出，关于慈善捐款的讨论曾经在媒体上喧嚣了一段时间。而在美国，慈善基金的运作已经成熟，富翁捐款也屡见不鲜。据1999年统计，美国共有各种类型的慈善基金会46000家，总资金3000亿美元。人们在赞叹美国富豪捐款之巨的同时，自然会提出问题:他们为什么捐款？他们的捐款都干了些什么？

他们为什么捐款？

和比尔·盖茨一样，巴菲特从来没有考虑过把亿万财产留给子女。他在《财富》杂志上表示:“在这个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精英的社会里……百万家产将使这一竞争变得不公平，我们应该努力保持机会平等。”这句话的核心是“竞争”和“平等”。早在2001年，巴菲特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。2001年，奉行“新保守主义”的小布什上台，削减福利开支，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。方案一出台，比尔·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、大卫·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，表示反对，理由为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。巴菲特也属于这一“反对阵营”，并且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: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，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，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。在美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社会正义，专门设有“机会平等部”，针对贫困社区设项，努力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、改善学校条件、反对种族歧视。

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子女？

在美国的慈善事业排行榜上，无论是如今的巴菲特、比尔·盖茨，还是过往的卡内基、老洛克菲勒，都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是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典型代表。在他们看来，通过个人奋斗聚集财富，是“天赋人权”，但紧接着而来的，便是对财富的去向的思考。美国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亚当·斯密，他在《国富论》中阐释的“自然自由的制度”，就是如今俗称的资本主义制度。他将经济从道德哲学中剥离开，秉持“自由的资本市场会对全社会带来好处”理念。在这同时，他从来没有否定过经济理论的道德层面。每个人的生活所需品是有限的，富人的多余财富只会应用到奢侈消费，而这为斯密所不齿，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强调人的内在克制，主张通过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。

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、卡内基等人，尽管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，个人生活却相对简单，甚至“穷酸”。在他们看来，聚敛财富的过程，是实现个人价值、使社会财富增值的过程，而不是为了个人私欲的拥有和传之后代子孙。甚至是出于“保护”后人的考虑，促使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社会，仅给子女留下适当的份额(比尔·盖茨决定给每个孩子留下2000万美元以供他们创业)。老洛克菲勒的好友和顾问弗雷德里克·盖茨曾经告诫老洛克菲勒，如果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，他的庞大财产将产生雪崩，祸及子孙。1892年，老洛克菲勒捐资创办芝加哥大学，1913年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。

慈善捐款怎么花？

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所赞助的项目，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其关注的问题，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略有变化。

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早期，主要用于公共医疗卫生领域，1913年设立国际卫生部，自创设之日起就在世界62个国家进行防治钩虫病、疟疾、伤寒等流行病的工作。1940年，它成功缓解了全世界流行的伤寒。同时，它还重点赞助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，科研成果不计其数，青霉素的发明得益于它的支持，洛克菲勒医学院在成立之初的几年时间内，就在流行性脑膜炎、小儿麻痹、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约翰·霍普金斯医学院，代表着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，并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世界10多个国家。1948年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，逐渐接管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全球工作。致力于全球的医疗卫生事业，是美国慈善基金会的一个传统，如今的盖茨基金会，其主要方向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治。

盖茨基金会的另一大方向，则是教育事业，这也是美国慈善基金会的传统捐助项目。除了捐资兴办大学、研究所之外，主要资金大多集中在弱势群体的教育上，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金会联合成立的“联合黑人高校基金”，项目持续30年，几乎所有南方黑人高校的校长都出自该学校；卡内基基金会在黑人社区设立实验中学，专门收容失学少年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“教育总会”早在1912年(该慈善机构成立于1903年，后归入洛克菲勒基金会)就拨专款改善美国黑人学校，鼓励建立黑人中学。而卡内基基金会的教育项目则更为广泛，1925年开始针对弱势群体的成人教育项目，1930年开始针对大学本科课程改革的资助(一直持续到现在)，1986年开始赞助青少年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研究和改革。

除了这些相对普通的项目之外，慈善基金会还从事着出于“全人类福祉”的特殊赞助项目，比如卡内基基金会在“避免核战争、防止核扩散”领域的研究和工作。1994年，该基金会的“国际安全”项目改名为“防止致命冲突”，着力于种族、民族和宗教冲突的研究和防止。设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，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“加速消灭国际战争”、促进国际和解的慈善机构，该机构捐赠了如今的海牙国际法院，创办了海牙国际法学院。洛克菲勒基金会则长期致力于农业改良项目，20世纪60年代帮助墨西哥进行玉米和小麦改良，资助印度“绿色革命”，设立世界稻米研究所，该所在全世界建有16个国际农业中心。福特基金会则长期资助美国的人权保护活动和研究:1953年，在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捐资1500万美元用于维护公民自由权；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建立“社区改革中心”，以提高“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呼声”。仅2000年，福特基金会给“和平与社会正义”的拨款就达8000万美元，赞助项目包括少数族群的权利、难民和移民权利、妇女权利等各方面。

它们在中国干了什么？

关心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老洛克菲勒，早在1909年——洛克菲勒基金会尚未成立，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小组，考察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需要，五年之后又派出了两个考察组，随后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，开展以公共医疗卫生为核心的在华工作。1921年落成的协和医院，历时四年建造，集教学、临床和科研为一体，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医院之一，很快成为亚洲医学的最高标准。该基金会在以后的10年时间里，以协和医院为中心，建立了中国最早、最完整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，覆盖整个北京。1946年，抗日战争结束不久，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拨款1000万美元，用于协和医院的重建和招生工作。

中国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，更是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。该基金会的赞助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，并且在中国开创了遗传学、社会学等学科，还有一些具体项目比如建立燕京大学医学预科、资助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挖掘。20世纪30年代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提高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，赞助晏阳初发起的“乡村建设计划”，资助中国大学里的农业系科，比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、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洛克菲勒基金会重新在中国开展工作，关注的重点依旧集中在农业、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上，比如帮助中国研制避孕药。

在中国，慈善捐款事业刚刚起步，关于富豪身份的讨论甚嚣尘上，甚至有人创作出了一个“仇富”的词语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民众的“仇富”与否，而在于富豪财产的“正义性”。美国哲学家、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曾经阐述过财富“正义”的原则，其中两条为:获得的正义，着眼于财富获取的过程；另一条是转移的正义，着眼于财富的流动。美国早期的慈善家，比如卡内基、老洛克菲勒，财富获得的过程备受质疑，他们转移财富的方式却成为典范。无论是比尔·盖茨还是巴菲特，其从事慈善事业的理念和操作模式，依旧继承自卡内基们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信息来源:南方都市报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洛克菲勒（中国）研究发展中心 整理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8年11月18日